汉代彩绘木六博俑。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雄踞陇山之侧，是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亦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千年走廊。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墨韵文脉——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汇聚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以及中国美术馆的240余件甘肃文物与艺术珍品，分为“书刻同辉”“绘塑同光”两个单元，溯源传统艺术的精神根脉，展现丝路文明的壮美气象。

　　书刻文化传承　凝聚艺术美感

　　展览“书刻同辉”单元集中呈现了殷商甲骨、汉简帛书、六朝写本、隋唐写经以及明肃府本《淳化阁帖》刻石等一系列文物珍品，生动勾勒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汉字与书法的发展脉络。

　　迄今为止，甘肃地区共出土简牍6万余枚，记录着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和历史文化演变，对研究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史和书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书体演变方面，简牍书法勾勒出由篆到隶、由隶到草的发展脉络。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居延新简中的篆书习字，既保留了篆书字形，又带有轻快的似隶书的笔意；肩水金关汉简的签牌上，隶书标志性的“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等纤毫毕现；《仪礼》木简、《相利善弊剑册》等隶书书风，无论是笔法、字法还是章法，都已十分成熟；敦煌悬泉汉简、马圈湾汉简中飘逸的长线、连绵的字势，简化和转变了隶书的规范与秩序，使线条带有强烈的草书韵律与节奏，彰显鲜活而率真的意味。

　　展厅的正中位置，陈列着15块明肃府本《淳化阁帖》刻石，这些刻石选用陕西富平县所产的富平石、历时7年刻成。《淳化阁帖》是宋太宗赵光义命提取内府秘阁珍藏的历代名家墨迹法书，由翰林侍书王著选辑摹刻、椎拓，以赐赠大臣用以学习书法的拓印本。这部丛帖多以“双钩填墨”的方式，力求精准还原103位书家、420件作品的真实笔迹、精妙笔法和生动笔势，对后世书法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淳化阁帖》原石已不存，其翻刻、重辑版本众多，品质良莠不齐。明肃府本《淳化阁帖》刻石“浓嫣遒劲，神彩泛溢”，品质上乘，价值极高。

　　此次从明肃府本《淳化阁帖》现存141块刻石中选展的15块，几乎都是经典的行草书。从张芝的龙蛇飞动、索靖的银钩虿尾、王羲之的中和遒逸、王献之的豪迈纵横，到欧阳询的劲险峭拔、虞世南的温润含蓄、褚遂良的疏朗绰约、柳公权的骨力瘦硬等，诠释着行草的灵动与生机，串联起刀锋、笔锋交融的书法图谱。

　　纵观汉字的产生与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从文字的滥觞到书体的定型，从实用的书写到审美的自觉，书法始终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书刻着文化的传承，凝结着艺术的美感。

　　绘塑跨越时空　展示文化交融

　　展览“绘塑同光”单元展出了多位大家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以及汉代木俑、魏晋画像砖、敦煌造像等，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彰显着代代相传的艺术创造力。

　　20世纪以来，一批批艺术家走进敦煌，从壁画、彩塑中汲取营养，积累了大量的临摹和创作作品。其中，韩乐然1946年据莫高窟第257窟摹绘的油画作品《落发图》，与其另外两幅作品《听道图（乞食）》《成佛图》，重构了该窟的佛教故事叙事。莫高窟第257窟是北魏时期开凿的重要洞窟之一，其壁画内容和艺术风格反映了佛教艺术传入中国早期的特点，体现了西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韩乐然的这三幅油画创作于抗战胜利后文化重建期，作品超越传统临摹的复制性，通过材质与形式的跨界实验，将敦煌艺术从洞窟的残片中剥离，重构为可流通、可凝视的现代经典，展现了东方宗教美学与西方绘画技法的深层对话。

　　敦煌石窟的塑像制作过程并不简单。首先，工匠们用圆木搭制塑像的骨架，用芨芨草或芦苇捆扎出人物的大体结构，然后敷泥进行塑造。粗泥塑造人物大样，细泥塑造人物表层、五官、配饰等细节。最后，再为塑像着色。展览中一尊北魏时期的持花菩萨立像，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千相塔。菩萨立像为半浮雕形式，原为佛龛旁的胁侍菩萨，戴高冠，身材修长，面相方圆，眉目清秀，端庄娴静。头部以模具制，天衣和衣襞是后贴的，天衣、披巾和羊肠裙上的线条流畅，既有柔软贴体的质感，又富有装饰趣味。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木雕像大多属于唐宋时期，尤以盛唐为多。木雕像一般比同时期的泥塑像略小，但与同一时期洞窟内的木胎泥彩塑艺术风格统一。展品唐代佛倚坐木雕像造型比例协调，肌理和衣纹采用阴阳结合手法，细致入微，雕绘结合，生动华丽。佛像庄严慈悲，体现了盛唐时期造像“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的艺术风格，是莫高窟仅存的几件木雕佛像之一。

　　展览中，汉代木俑的古拙造型凝结着质朴的诗意，河西魏晋画像砖定格着市井烟火与生活温度，敦煌造像述说着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它们跨越时空，以多姿多彩的样态，展现出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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