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山南麓的武烈河畔，融合汉藏建筑艺术精髓的寺庙群巍然矗立。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河北承德普宁寺，不仅是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的物质见证，更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立体画卷。这座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刹，在建筑、碑刻、造像等多重维度，演绎着多民族文化往来与融通的壮美诗篇。

普宁寺全景。孟和德力根摄

建筑艺术：汉藏文明的立体对话

　　作为清代皇家寺庙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历时4年建成、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的普宁寺，以其独特的空间叙事展现着文化交融的智慧。

　　清代，中央政府为了纪念平定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割据势力，同时也避免战争，造福百姓，秉持“修一座寺，胜养十万兵”的理念，在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式修建了普宁寺。这座寺院是当时西藏、蒙古诸部与清朝中央政府在宗教、政治方面直接联络的主要场所，是清王朝“因俗而治”民族政策的物化呈现，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特质的空间注解。

　　普宁寺建筑风格独特，布局严谨，是典型的汉藏结合式建筑。寺院主体由前后两部分构成，从山门至大雄宝殿为前半部，是汉传佛教传统的“伽蓝七堂”汉式布局。登上42级台阶，就到了普宁寺后半部，这部分依桑耶寺“曼荼（陀）罗”规制修建，集中体现了藏传佛教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前汉后藏”的空间结构，和谐而又相映成趣。

　　普宁寺主体建筑大乘之阁，仿桑耶寺乌策大殿而建，建筑样式则为汉式楼阁建筑。大乘之阁象征佛教宇宙世界的中心——须弥山，其设计和建造也体现了这一象征意义。大乘之阁依山就势，雄踞于青石须弥座台基上，于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层次，可见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其正面（南面）为六重檐，从东西两侧观之则为五层，背面（北面）倚山，只有四重檐，而大乘阁内部实际为三层。这些数字密码耐人寻味。

　　“六”象征“六度”，即佛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的六种修行法门，体现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五”对应“五道”，即佛教修行次第的五个阶段：资粮道（积累资粮的阶段）、加行道（修行的准备阶段）、见道（证悟真理的阶段）、修道（深入修行的阶段）、无学道（究竟解脱的阶段）。“四”代表佛教密宗的“四曼”体系：大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法曼荼罗、羯磨曼荼罗。“三”象征“三乘佛法”，指大乘、小乘、金刚乘，这是佛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个主要流派或传统。这种将数字象征融入建筑实体的手法，使冰冷的砖木成为佛教哲学与艺术的具象载体。

　　在大乘之阁的四面建有四座佛殿，象征佛教的四大部洲，分别由增长天王、持国天王、多闻天王、广目天王守护。大乘之阁四角建有四座颜色、形状、装饰各不相同的喇嘛塔，代表佛的“四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也象征佛陀的诞生（红色塔）、成道（绿色塔）、传法（白色塔）和圆寂（黑色塔）。

　　四大部洲之间还建有八座重层白台，代表八小部洲。八座白台和四塔为藏式建筑。在大乘之阁的两侧建有日殿和月殿以表日月升降，大乘之阁周边的空地则象征着“无边苦海”。这样，佛教所描述的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大千世界”便形成了，整个建筑群俨然成为可游可观的立体佛经。

　　普宁寺借助数字、空间、虚实等元素，运用符号象征机制，创造性表达了佛性圣域意义和天人合一理念，充分体现了佛教的宇宙观和精深义理，显示出中国化佛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借鉴与有机融合。

以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书写的普宁寺寺名匾额。

大乘之阁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木雕像。

碑刻文献：多民族文字铸就的文明丰碑

　　普宁寺的碑亭内矗立着三通方柱形石碑——《普宁寺碑》和《平定准噶尔》双碑，碑上镌刻着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的碑文，碑文由乾隆皇帝撰写。三通石碑堪称18世纪东亚最珍贵的多语种历史档案，更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诠释。

　　正中的《普宁寺碑》，通高6.5米，碑文详细阐述了当时修建这座寺院的政治和宗教原因：“乾隆二十年五月，平定准噶尔。冬十月，大宴赉四卫拉特部落旧附新归之众于避暑山庄，曰绰罗斯、曰杜尔伯特、曰辉特、曰和硕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玉、贝勒、贝子、公。若而人其无隶属之宰桑，则归之公，如内八旗、外四十九旗、嚷尔嗔四部之例。至是而内外一家，遐迩同风之言允符……”

　　“……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名之曰‘普宁’者，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复依普贤世界品而述偈言。”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大宴卫拉特蒙古四部的上层贵族，并为他们加官进爵。因为这些贵族都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乾隆皇帝仿照康熙在多伦建汇宗寺的先例，在避暑山庄之北，依西藏桑耶寺的形式，修建普宁寺以作纪念。

　　碑文中“内外一家”的表述，在四种文字的交响中获得了超越语言的文化共鸣。尤其一句“名之曰‘普宁’者，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更是深深打动了中华儿女的心。

　　《平定准噶尔》双碑以史笔勾勒边疆经略：东侧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记述了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割据势力的经过、采取的措施及其意义；西侧的《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记述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史实。

　　内容上，三通石碑皆反映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意志。形式上，碑文均用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书写，具有多民族交互融通、和谐共处的文化象征意义。这种将宗教叙事与政治话语熔于一炉的碑刻艺术，既延续了中原王朝“勒石纪功”的传统，又注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新内涵。当四种文字在石面上和谐共处，不仅记录着平定准噶尔的历史风云，更铭刻着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永恒智慧。

　　在普宁寺，各殿宇匾额也多用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书写，鎏金匾额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朱红的殿门、青灰的琉璃瓦相互呼应。整座寺院飞檐斗拱间香烟袅袅，诵经声与风铃声交织，散发着安宁祥和的气息。

普宁寺碑亭。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吴艳拍摄

造像艺术：木雕佛韵中的技艺巅峰

　　普宁寺又名大佛寺，寺内有一尊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金漆木雕佛立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堪称东方木构艺术的杰作。许多游客慕名而至，一睹其雄姿。

　　这尊佛像安放在主殿大乘之阁内，通高27.21米，腰围15米，体重110吨，仅头部就有5.4吨重。大佛内部中空，是一个三层阁楼式的木架结构，用松、柏、榆、椴、杉五种木材制成，内设三层隔板，中间直立一棵柏木直达大佛头顶，中心柱四周设四根戗柱相连，形成整体框架。整尊佛像比例匀称，肃穆端庄，周身饰以金箔，绘色绚丽。

　　大佛神情娴静，风韵嫣然，无论面颊、五官还是颈部、手臂，都呈现出细腻圆润的质感，显示出雕刻者精湛的技艺。大佛排列有序的42只手臂以轮状展开，中间两只双手合十，其余40只手，每只手长1.5米，手心各有一眼，按比例配以形状各异的法器。佛教中共有25种因果报应，千手千眼观世音的每一只手每一只眼，都代表25种因果报应，乘以40，便呈现为“千手千眼”。42只法手构成的视觉矩阵，既遵循《造像量度经》的严格仪轨，又透露出中原审美对“丰肌秀骨”的偏爱，在藏传佛教的威仪中融入中原艺术的婉约。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尊造像的文化隐喻：千手象征菩萨的无边法力，千眼寓意佛智的普照十方。观音菩萨，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救度母”。佛教认为，供奉观音像可以救八种苦难，故观音菩萨有“救八难度母”之称。这种将抽象佛理转化为具象艺术的创造，既是对佛教的立体阐释，也是多民族工匠智慧交融的结晶。当藏传佛教的救度母信仰与中原观音崇拜在此合流，宗教艺术便升华为民族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使者。

　　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推崇藏传佛教，将其作为治理边疆地区的重要纽带。清政府在承德修建外八庙，在北京扩建雍和宫，使藏传佛教艺术进一步融入中原文化体系。清朝藏传佛教艺术在政治扶持、宫廷艺术创作和民族文化交流的推动下，形成鲜明的“汉藏合璧”风格，既保留藏传佛教的核心仪轨，又融入中原建筑、绘画与工艺特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融通互鉴的典范。

　　三百年风雨掠过鎏金宝顶，普宁寺依然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焕发着生机。在这里，中原地区流行的歇山顶与藏式平顶建筑和谐共舞，四种民族文字碑文与彩绘唐卡相映生辉，木构技艺与宗教哲思水乳交融。这座活态的文化博物馆揭示着：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固守某种单一形态，而在于以开放胸襟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新时代的曙光洒向大乘之阁的金顶，普宁寺的文化密码依然在诉说着：文明的生命力，永远在于往来融通的律动。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承德市普宁寺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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