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道文化是以道家和道教所奉行的“道”为核心范畴，对宇宙、社会和人生进行概括与总结，其哲学思考始于天道，落实于人道，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将形上哲思、政道治术、人生修养、宗教实践和生命智慧等综合成一个思想体系，成为古代“东亚文化圈”中的一种富有独特智慧的文化现象。从历史上看，东方道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东亚文化圈”中的重要文化样态，在今天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需要认真探索的内容之一。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应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深入阐发东方道文化精髓，为着力构建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努力。

  处于环太平洋地区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因蓝色的大海相联结，以地缘为文明之纽带，以汉字为文明之媒介，形成了“东亚文化圈”。自古以来，东亚各国虽然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但随着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交往的展开，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器物制造、经史典籍和宗教信仰等逐步对周边国家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可谓“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

  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思想与宗教中，被中国道家和道教奉为最高宗旨的“道”是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之一。它在与儒、佛相异相伴中表征自己，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中发展为东方道文化。

  日本若从史籍中明确记载的秦始皇派徐福等方士海上求仙活动为始，至今已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交流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学术交流等，既促进了古代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也使道家道教传播到了东亚各国。道家道教经籍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不仅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的重要缩影，也为东方道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经典依据。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大约在公元7世纪，东亚各国在饮食、礼仪、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等方面出现一定的趋同性，大多具有吃稻米、用汉字、定律令、奉儒学、信佛道的文化习俗。如果说，文化既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对世界的一种理解方式，那么，东方道文化则是在顺应自然变化的过程中，以“人文教化”为共同规范，伴随着移民的脚步，穿山越岭、漂洋过海，在东亚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集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风俗的复杂的总体。

  东方道文化起源于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所倡导的有关“道”的学说，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称之为人类的轴心期。老子从天人一体同源的哲学思考中，提出了以道为本的宇宙观、无为而治的社会观和顺其自然的人生论，使人类心灵不再被神秘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所控制，觉醒到自己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存在。

  老子倡导的道家思想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起奠定了东亚文明的基本内涵。道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发展出不同的学术流派，经过先秦老学和庄学、战国秦汉黄老道家、魏晋玄学等演变，内涵越加丰满，但其思想终究不离以道为本这个主脉络，并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不断演化和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玄学之后，虽然已经不存在专门的道家学派，但道家的思想精神和人生智慧却通过经典注释和道教的宗教化改造而得以流传下来，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脉络之中，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和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东方道文化崇尚以“道”为本的和平观，如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太平经》很早就提出“太平世界”的观念，这种太平是一种阴阳动态中的平衡，如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像乐器巧妙地运用不同音阶才能演奏出美妙音乐那种和谐一样。从哲学价值观来看，这种经过对立冲突而达到和谐的观念，是以“道”为本被推广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最高境界可称作“天人合一”的宇宙和谐。这种“中和之道”所体现的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是东方道文化的核心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着需要各国相互协作、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全球治理观、共同利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同时也是建立在“中和之道”“和而不同”等深厚的历史积淀之上的。

  千百年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东方道文化所包含的思想智慧、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对东亚各国的文化发展以及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铸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形成的“中和之道”的“共同体意识”也成为东亚各国文化中的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深刻地体现着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趋势。东方道文化对“中和之道”的尊重与运用，对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东方道文化这样源远流长的传统，需要经过价值重估和理论重构，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为作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宗教的研究与展望”暨2021年中国宗教学会全国会议的发言，本报有删节。）